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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社会政治化的正确方向
来源：未知 发表时间：2016-12-23 13:38
二○一六年十二月十一日，香港特别行政区进行第五任行政长官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一般选举，投票人数和投票率均创歷史新高。投票率为五年前第四任行政长官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一般选举的一点六倍。联繫三个月前，第六届立法会选举投票率创歷届立法会选举之新高，反映香港社会政治化正在显著提速。
社会愈益政治化，与第五任行政长官竞选空前复杂而激烈，是互为表里并相互推动的。因此，一个严肃和严重的问题摆到了香港七百二十万居民，以及所有关心香港的人面前：香港社会政治化的正确方向是什么？
选举应为君子之争
一方面，香港居民（选民）越来越关心自己生活的这座城市的前途和命运，因为他们个人和家庭的前途和命运繫于这座城市。但是，另一方面，反对派愈益激进，“本土自决”和“港独”欲把香港引入死胡同，而香港的政治领袖们却无法提供明确可靠的指引。毋须讳言，今日香港，存在着明显的领导空缺，这一点尤其突出反映在愈益激烈的第五任行政长官争夺上。
所有已表明和将表明参选的政治人物或公众人士，都标榜他（她）们是为香港而不是为个人。然而，弔诡的是，不顾现届政府馀下任期管治和施政，不顾互相“厮杀”的结果，对香港政界、工商界、专业界造成难以修补的分裂，岂是香港之福⁈
第五任行政长官仍由一千二百人选委会选举产生，因此，各位参选人互不相让地拼抢，直接影响的是政界、工商界和专业界，它们是一千二百人选委会的主要来源。五年前第四任行政长官竞选有两名建制派候选人相争，在这些界别中已造成至今无法修补的裂痕。这一回，现届政府财政司司长、政务司司长以及其他多名建制派政治人物或公众人士均欲问鼎第五任行政长官，将对香港的政界、工商界和专业界造成较五年前更恶劣的分裂。
长时期以来，无论香港的政界（包括传统公务员）、工商界还是专业界，形成若干小团体或既得利益集团，这是不可避免的。第五任行政长官竞选者多，便折射这一点。
政治小团体或经济政治既得利益集团，世界各国、各地皆有。从政者结怨，司空见惯。
在九七前，港英政府高官在治港期间也同香港本地精英结下恩怨，他们相互间也会结下芥蒂。但是，他们结束在香港的任职后几乎都返回英国，留给香港相关人士的“恩怨”也随之而去；相互间在治港期间形成的芥蒂，则因为英国毕竟是一个国家而不是一个城市，可以各自分居不同城市或处于不相干岗位而迴避。
然而，在“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制度安排下，香港特别行政区政界、工商界、专业界头面人物之间，因为竞争行政长官而产生或深化的“恩怨”，既不可能经他们与内地人员交流，也不可能与澳门特别行政区展开人员交流的办法来疏通，唯有他们选择个人移居其他地方来迴避。问题是，环视全球，回望香港，试问：香港著名人士有几个愿意移居他地⁈
于是，即使不为香港的政界、工商界、专业界的整体利益考虑，为有关人士的切身利益计较，所有欲问鼎第五任行政长官者，也必须知有所进退和适可而止。
总之，关于香港社会政治化的正确方向的基本要求是，无论立法会、区议会还是行政长官竞选，都应当是居子之争，比较政治纲领，不搞人身攻击。
中央对港有宪制权责
诚然，仅有基本要求是不够的，还要有基本目标。香港社会政治化是一种复杂的现象，具体而言，包括：反对派及其支持群众趋于激进，建制派呈现分化甚至分裂的徵兆，而使一部分支持群众陷入思想迷茫。从而，香港社会政治化提速不仅表现为两大阵营对抗恶化，而且造成社会在政治上撕裂加剧。
十二月十一日，行政长官梁振英在礼宾府约会各界友好人士。据媒体翌日披露，梁振英在席间称：现时大家可能缺乏方向，但是不要紧。大家都希望香港好，而行政长官须中央委任，无论下任行政长官是谁，大家都应该支持。
所以，香港社会政治化的正确方向不仅要有从政者君子相争的基本要求，而且要有为香港好的基本目标。为香港好，不是空谈，而是实干。如果不顾现届政府团结，丢弃肩负的重任，而打着“为我城”的幌子竞争下任行政长官，请问：这样能相信是“为香港好”？
当前，“一国两制”处于十字路口，“为香港好”必须支持中央对香港的政策措施。国家领导人一再表示，中央对香港没有私心。香港不向国家财政交一分钱，国家承担香港驻军全部开支，香港居民不需要服兵役。如果不是因为亚洲金融危机和新世纪全球化新态势，促使特区政府主动向中央提出要求，也不会有CEPA。有些人批评中央越来越管香港，他们或者是真不明白或者是揣着明白装糊涂，中央是对香港有宪制权责的。何况，在实践上，是特区的政治形势、经济形势和民生状况，令中央不得不负起宪制责任。
社会愈益政治化，与第五任行政长官竞选空前复杂而激烈，是互为表里并相互推动的。因此，一个严肃和严重的问题摆到了香港七百二十万居民，以及所有关心香港的人面前：香港社会政治化的正确方向是什么？
选举应为君子之争
一方面，香港居民（选民）越来越关心自己生活的这座城市的前途和命运，因为他们个人和家庭的前途和命运繫于这座城市。但是，另一方面，反对派愈益激进，“本土自决”和“港独”欲把香港引入死胡同，而香港的政治领袖们却无法提供明确可靠的指引。毋须讳言，今日香港，存在着明显的领导空缺，这一点尤其突出反映在愈益激烈的第五任行政长官争夺上。
所有已表明和将表明参选的政治人物或公众人士，都标榜他（她）们是为香港而不是为个人。然而，弔诡的是，不顾现届政府馀下任期管治和施政，不顾互相“厮杀”的结果，对香港政界、工商界、专业界造成难以修补的分裂，岂是香港之福⁈
第五任行政长官仍由一千二百人选委会选举产生，因此，各位参选人互不相让地拼抢，直接影响的是政界、工商界和专业界，它们是一千二百人选委会的主要来源。五年前第四任行政长官竞选有两名建制派候选人相争，在这些界别中已造成至今无法修补的裂痕。这一回，现届政府财政司司长、政务司司长以及其他多名建制派政治人物或公众人士均欲问鼎第五任行政长官，将对香港的政界、工商界和专业界造成较五年前更恶劣的分裂。
长时期以来，无论香港的政界（包括传统公务员）、工商界还是专业界，形成若干小团体或既得利益集团，这是不可避免的。第五任行政长官竞选者多，便折射这一点。
政治小团体或经济政治既得利益集团，世界各国、各地皆有。从政者结怨，司空见惯。
在九七前，港英政府高官在治港期间也同香港本地精英结下恩怨，他们相互间也会结下芥蒂。但是，他们结束在香港的任职后几乎都返回英国，留给香港相关人士的“恩怨”也随之而去；相互间在治港期间形成的芥蒂，则因为英国毕竟是一个国家而不是一个城市，可以各自分居不同城市或处于不相干岗位而迴避。
然而，在“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制度安排下，香港特别行政区政界、工商界、专业界头面人物之间，因为竞争行政长官而产生或深化的“恩怨”，既不可能经他们与内地人员交流，也不可能与澳门特别行政区展开人员交流的办法来疏通，唯有他们选择个人移居其他地方来迴避。问题是，环视全球，回望香港，试问：香港著名人士有几个愿意移居他地⁈
于是，即使不为香港的政界、工商界、专业界的整体利益考虑，为有关人士的切身利益计较，所有欲问鼎第五任行政长官者，也必须知有所进退和适可而止。
总之，关于香港社会政治化的正确方向的基本要求是，无论立法会、区议会还是行政长官竞选，都应当是居子之争，比较政治纲领，不搞人身攻击。
中央对港有宪制权责
诚然，仅有基本要求是不够的，还要有基本目标。香港社会政治化是一种复杂的现象，具体而言，包括：反对派及其支持群众趋于激进，建制派呈现分化甚至分裂的徵兆，而使一部分支持群众陷入思想迷茫。从而，香港社会政治化提速不仅表现为两大阵营对抗恶化，而且造成社会在政治上撕裂加剧。
十二月十一日，行政长官梁振英在礼宾府约会各界友好人士。据媒体翌日披露，梁振英在席间称：现时大家可能缺乏方向，但是不要紧。大家都希望香港好，而行政长官须中央委任，无论下任行政长官是谁，大家都应该支持。
所以，香港社会政治化的正确方向不仅要有从政者君子相争的基本要求，而且要有为香港好的基本目标。为香港好，不是空谈，而是实干。如果不顾现届政府团结，丢弃肩负的重任，而打着“为我城”的幌子竞争下任行政长官，请问：这样能相信是“为香港好”？
当前，“一国两制”处于十字路口，“为香港好”必须支持中央对香港的政策措施。国家领导人一再表示，中央对香港没有私心。香港不向国家财政交一分钱，国家承担香港驻军全部开支，香港居民不需要服兵役。如果不是因为亚洲金融危机和新世纪全球化新态势，促使特区政府主动向中央提出要求，也不会有CEPA。有些人批评中央越来越管香港，他们或者是真不明白或者是揣着明白装糊涂，中央是对香港有宪制权责的。何况，在实践上，是特区的政治形势、经济形势和民生状况，令中央不得不负起宪制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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